中国需要独立客观强大的信用评级机构

国际信用评级市场“有点乱”

　　标普、穆迪、惠誉这三家国际主要评级机构，在此轮金融危机之前一度在国际信用评级市场如雷贯耳、近乎被“神化”，而在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2009年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过程中，它们已从国际信用评级市场的神坛上掉了下来，但是它们在这几次紧紧缠绕在一起的金融危机中扮演的“两面人”角色，总是“让一部分人欢喜、让另一部分人忧愁”。如今它们的“魅影”还在欧洲及其他几大洲闪现。

　　三大评级机构在敏感时间对欧洲主权信用的降级行为，使国际上有声望的人士怀疑其评级行为是否不仅基于“评级技术”而掺杂了其他“政治上的考虑”。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部长都对此提出质疑，称此举助长了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具有明显的“反欧洲”倾向。

　　吸取国际评级市场教训中国需要独立评级机构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11年年底之前召开的一次论坛上，总结了国际上对评级公司及其评级结果存在问题的五点看法，一是对评级的水平和效果不甚满意，特别是对其前瞻性不甚满意；二是评级业有可能在整个经济周期变动过程中起到顺周期作用，加剧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三是从短期的角度看，敏感时期的评级调整会加大经济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四是评级机构运用的方法论与内部程序不够透明，行业垄断程度高，缺乏竞争性，评级机构内部业务之间有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影响其独立性；五是部分监管者和投资者过度依赖外部评级，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和责任推诿，也使评级业对市场的影响力过于强大。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董事长关建中表示，“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在2008年10月22日的国会听证会上公开承认其为了利益，违背职业道德，评级故意掩盖了次债风险。正是由于这种不负责任的评级和错误诱导，给美国金融体系造成毁灭性打击，给全球金融体系造成重大破坏。”“美国评级机构公正权威的神话彻底破灭。”他在接受境外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西方评级机构是政治化的，高度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不遵循客观标准。”

　　反思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及正在演化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国际社会及各方有识之士已经深刻认识到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在危机中的“不当评级”及其深刻教训，并推动着国际信用评级行业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信用评级话语权直接影响国家金融体系安全。美国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中强调：“评级是国家大事，评级影响证券市场、全国银行系统、国家经济”。而欧盟委员会负责内部市场与服务的一名委员近期表示：“评级影响着市场和整个经济，事关欧洲民众的繁荣。”

　　关建中明确表示：“信用评级是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构成，是国家金融体系安全的战略制高点，掌握了信用评级话语权就控制了一国金融体系运行的主导权。”这次金融危机证明，信用评级关系国家兴衰，信用评级拥有摧毁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巨大能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信用评级是国家金融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运行依赖外国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实际是信用评级话语权和金融主权让别国控制，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国家金融体系是不安全的。”

　　有识之士呼吁，中国评级行业的落后状况如果不迅速改变，中国金融体系和中国经济就可能还处于不安全的隐患之中。

　　对某一国的评级机构来说，评级市场可以简单地划分成国际评级市场和国内评级市场。国际评级市场包括两部分：一是对境内对象评级，为境外投资者(包括监管者，下同)服务；二是对境外对象评级，为境外投资者服务。国内评级市场包括两部分：一是对境内对象评级，为境内投资者服务；二是对境外对象评级，为境内投资者服务。

　　“目前我国评级机构的第一部分国际评级市场被国际评级机构垄断，国内评级机构没有话语权，我国评级机构更没有能力开拓第二部分国际评级市场。”李信宏分析说。“我国评级机构目前只在第一部分国内评级市场上有话语权，这种状况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基本相适应。”

　　“在主权评级方面，中国的主权评级历来比较低，我们也不满意。”谈到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时，周小川这样表示。

　　“对新兴债权国采取双重标准，也是主流评级机构的一贯做法。例如中国是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之一，获得的主权信用评级还是只有AA-。”“这三家机构对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的评级，也都是有问题的。这种评级话语权对世界宏观经济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要超过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的影响。”关建中向媒体表示。

　　据记者了解，中国评级机构的发展及话语权情况并不乐观。目前经过人民银行、发改委、证监会等部委认可的评级机构有大公国际、东方金诚、中诚信、联合资信、新世纪、鹏元资信等几家。自2006年起，美国评级机构就开始了对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全面渗控。当年穆迪收购中诚信49%的股权并接管经营权，并约定7年后实现绝对控股；2007年，惠誉收购了联合资信49%的股权并接管经营权；2008年标普与新世纪建立起战略合作关系。外资几乎控制了中国三分之二的信用评级市场。

　　关建中认为，如果西方利用评级主导地位影响国际宏观经济的情况继续下去，中国的经济发展将长期面临这种国际环境，这将给中国国民经济带来长期负面影响。因此，争取评级话语权不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型债权国的义务，更是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需要。

　　因此，吸取当前国际信用评级市场的教训，不仅拥有本国货币的每个主权国家都需要拥有自己独立的信用评级机构，而且像中国这样拥有巨额净债权的国家更应当建立起强大的、权威的、客观的本土化信用评级机构，这是维护本国金融和经济安全的强大屏障。

　　完善监管苦练内功做大做强本土化信用评级机构

　　周小川明确提出：“今后我们要支持本土评级机构的发展，给本土评级机构发展留下更多的空间，促使它们未来成长为国际型的评级机构。”央行行长的表态，与业内专家的看法不谋而合，并为中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据周小川介绍，由央行牵头、有关部门和金融界共同参加的信用评级课题研究已取得重要成果，该课题提出的四个主要观点为健全我国信用评级体系奠定了基础：一是减少对外部信用评级的依赖性；二是避免评级的利益冲突；三是适度支持本土评级机构发展；四是完善评级业的监管。

　　2010年6月27日，胡锦涛主席在G20多伦多峰会上指出：“要制定客观、公正、合理、统一的主权信用评级方法和标准，使有关评级结果准确反映一国经济状况和信用级别。”他作为中国国家元首，在国际社会第一次提出了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重要性。

　　针对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在本次危机中的表现，有关国际组织、美国、欧盟相继发布或颁布一系列评级机构监管改革政策或法规，导致评级行业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李信宏总结了国际信用评级行业正在发生的7大变化趋势：一是从监管部门不明确、没有监管部门，到设立或指定监管部门；二是从简单注册、不需注册，到必须注册或获得牌照；三是从自律管理、不监管，到加强监管、全面监管；四是从监管法规过度依赖、使用被认可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到修改有关监管法规，减少或不使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同时，鼓励大型投资人自建内部评级体系，有限度地直接使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五是从评级行业高度垄断，到降低评级机构或业务准入门槛，推动评级机构之间的竞争；六是从三大评级机构高度垄断全球评级市场，到增加认可本土评级机构；七是从只认可以发行人付费模式经营为主的评级机构，到增加认可以投资人付费模式为主经营的评级机构。

　　中国信用评级体系建设应当顺应国际信用评级行业的改革发展趋势，并结合本国国情，探索走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确保本国经济金融安全的信用评级行业发展道路。

　　李信宏认为，中国本土评级机构要做大做强，需要改进和探索新的评级技术。评级技术必须适应评级对象的风险特征，评级技术的适用性要靠事后检验。因此，必须进一步发展适合我国评级对象风险特征的评级技术，实现评级方法由模仿到创新的飞跃，实现评级技术的本土化发展。

　　他说，在尊重国际先进评级机构的同时，要抓住我国经济、人民币等国际地位提升的机遇，把我国评级机构的“国内评级”发展成“国际评级”。

　　业内专家还强调，做大做强本土信用评级机构，需要进一步加强评级机构的公司治理，完善评级流程、评级方法，真正树立为投资人服务的经营理念，不断满足投资人需要，不断增强评级的独立性和公正性，确保评级结果的质量。